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于2025年3月22日至6月15日呈现展览“安妮卡·易：另一种进化”，营造了一个跨越生物学、技术、哲学与艺术等不同领域的多感官世界，艺术家安妮卡·易的创作实践为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进化、创造力和共存形式的本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平行系列对话“共栖与绵延”由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与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联合发起，旨在发现不同科学领域的研究者、哲学领域的思考者与当代艺术创作者之间的合作与共振，就“利他机制”“自我意识”等话题从不同角度切入交流，以及如何在真实且连续的时间体验中形成历时性的互文机制。该系列的三场对话邀请了生物学、医学人类学以及科幻写作等领域的学者，与具有跨媒介创作经验的艺术家们展开对谈。
系列对话的第二场活动中，人类学家赖立里与艺术家郭城围绕“自然代码、身体语法与技术寓言”展开跨学科对谈。赖立里教授从人类学与科学技术研究（STS）的视角出发，探讨技术与身体的缠绕如何重塑与定义感知——从后人类身体的流动性到物的伦理张力，揭示日常实践中技术实践与生命经验的复杂交织。艺术家郭城则以雕塑与装置为载体，通过剖析基础设施、数字身份与算法权力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双向编码，将其中抽象的纠缠关系转化为可感知的感官体验。从“自然代码”的系统性到“身体语法”的规则性，再到“技术寓言”的叙事性，两位嘉宾共同追问：技术是否可能成为重构自然秩序与身体认知的“语法”，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是否可能超越工具性逻辑，转向更具开放性的共生叙事？对话以去中心化的视角，引领观众展开一场关于技术民主、生态感知与未来主体性的思辨探索。本场活动由UCCA公共实践策划人王佑佑主持。
主题演讲回顾
“共栖与绵延”第二场对话活动现场，嘉宾赖立里正在发言，2025年5月10日，北京UCCA报告厅。
田野中的卫生实践
演讲开篇，赖立里针对本次讲座题目“自然代码、身体语法与技术寓言”提出了问题：自然为什么要有代码，自然是什么，有内在规律吗？如果身体需要规则以具备系统性，如何理解开放的、不成系统的身体？技术一定是关于未来的叙事吗，技术是否已经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从以上三个角度的问题出发，赖立里以自身研究经历展开了本次讨论。
某村庄旱厕照片，图片由嘉宾赖立里提供。
赖立里首先介绍的是她于20年前在河南农村进行的调研。她向观众展示了某村庄的茅房的照片，并向观众解释：“如果初来乍到，一定会觉得这样的厕所很‘脏’，但这里每件东西的摆放都遵循着‘卫生’的考量。”首先虽然不是水泥地面，但是没有乱扔的垃圾，后面靠墙的废弃自行车筐被再利用为废纸篓，干净的卫生纸则用塑料袋悬挂在右前的墙上，这个旱厕甚至还仿照陶瓷马桶的形状做了一个防止外溅的挡面。随着日常生活的深入，村民的日常卫生习惯也逐一显现出来。她提到自己初到村庄时的尴尬经历：“房东问我为什么要住她家，说农村比城里‘脏’，结果住久了才发现，只会去（周末才开门的）澡堂洗澡的我比她们更‘脏’——她们知道如何保持身体卫生，能够站在院子里穿着厚重的衣服将热水瓶的热水倒在脸盆里洗头，我则很难适应这样的既没有暖气也没有自来水的日常卫生方式。”
这种身体经验的冲突，让她反思城市生活中被大家想当然的卫生标准：“城市中人们的基本卫生，包括身体卫生和环境卫生，其实深度依赖自来水、下水道和垃圾处理服务等措施，这些基础设施的背后是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同时也因为其‘基础’而不为日常所见。”村民们也在努力过上城市的“现代”生活。村医家也装上了冲水马桶——房顶的储水罐通过自然水压实现了马桶的冲水。但是排水却只能流入屋侧的土坑，下雨时再顺着集体时期修建的老水渠冲走。赖立里2021年在云南大理北部做田野调查时也注意了当地农村的厕所状况，旱厕依然是主流。国家大力推广“美丽乡村行动”，202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依然在强调“厕所革命”，努力实现厕所粪污和生活污水的协同治理。不难想象，要在广大农村覆盖和城市一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能的。卫生不能是单方向的所谓“进步”（或现代化），而是身体、技术与自然的三方协同。
采药人的技术哲学
苗族医生试着将海拔2000米以上才可能找到的珍稀“强盗草”种到自家后院的背阴坡上，看能不能种活。瑶族医生四处奔波，最终骑在年轻人的摩托车后座上，进到大瑶山深处才找到“七叶一枝花”的根茎。带回瑶医医院处理时，他必须戴着手套和防护镜，用石头将生药捣碎——这样才能保证药性，戴手套眼镜则是因为此药有毒。赖立里以民族医生的采药经历为例，强调草药与医疗技术（包括种植技术）的共同作用与相互缠绕。瑶族医生尽心尽力去寻找、加工那本身“大毒”的根茎药来治疗晚期癌症患者腘窝处长出来的“毒疮”，被问及“是否有效”时，他却反问道：“你相信命运吗？”
羌族诊所内设有电针仪器，图片由嘉宾赖立里提供。
在羌族医生的诊所，电针仪器与传统拔罐药罐并置，采集的草药被加工成药酒或药膏，装在药柜顶上的瓶罐中。阿昌族的医生给骨折病人细心调制多种草药组方的外敷药贴：这些草药，它们成长的山川、土壤、气候、阳光、雨露，被医生从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采集到一起，再经过他自己的加工，汇集成这样一个药膏，用到病人的身上。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技术物”，更是“聚集物”(gathering)。这些医生不关心“自然是什么”，他们更关心药是否起效，或者说，自然能做什么。或许，有效性本身就是自然与技术的共同作品——阳光雨露塑造草药生长，而医生的经验让自然物质转化为治疗力量。
辅助生殖技术：身体的“运气”与技术的边界
某医院辅助生殖日间移植病房照片，图片由嘉宾赖立里提供。
通过一组辅助生殖技术田野研究的照片，赖立里向大家展示技术权威与身体能动性的张力。接受辅助生殖技术的同时，与大量服用的药品和注射的针剂并置的是供奉的观音和供桌上堆满的供品。尽管严格遵循生理周期服药、打针，微信群中“接好孕（运）”的愿望却直白显露出技术的脆弱性。作为一直在不断发展中的前沿医学科技，辅助生殖的成功依然有相当部分被归为“好运”，因为即便符合所有医学和技术指标，从是否受精成功并成长为可移植的受精卵，到移植后能否着床乃至最终成形、出生，其间依然充斥着不确定性。辅助生殖技术的关键词在于“辅助”，仍然需要模拟自然生育的身体周期，成功的叙事仍是由自然/身体、技术，乃至充满着偶然性的“好运”共同书写。最后赖立里希望通过对上述三个研究的介绍，能够激发大家对本场讲座的三个关键词，自然、身体、技术，生出更为切实的感知与反思，甚而拓宽想象。
“共栖与绵延”第二场对话活动现场，嘉宾郭城正在发言，2025年5月10日，UCCA北京报告厅。
从计算机“bug”到地质时间
郭城的演讲围绕其在北京798魔金石空间的个展“虫”展开。1947年，一只飞蛾飞入美国Mark II计算机继电器导致故障，被工程师格蕾丝·霍珀记录为第一个计算机“bug”。展览以“bug”为核心，包含了两层含义，既是自然界中的昆虫，也是技术故障的象征。
以此为引，郭城指出位居深山、水下的数据中心“在自然中掏了一个真空”——即便处于自然之中，数据中心仍然尽可能隔绝周边自然空间的物质往来，只留下能源、信息与热量的交换以维持运转。然而，耗费大量资源维持的“真空”状态并不能真正将技术与自然生态相区隔，反而彰显了技术与生态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基于此，展厅空间被分隔为两个相互连接、氛围迥异的空间： 外部空间明亮、洁净，模拟数据中心的质感；内部空间则相对昏暗、封闭。两个空间通过一道“窗洞”相连。
在外部明亮空间的入口处，装置《石蛹 No.2》悬吊于防静电地板之上。郭城创作了两根形似地质岩芯的柱状结构，并用网线桥架和网线进行缠绕，形成一种独特的质感。岩芯表面覆盖的绿色薄膜通过机械装置进行缓慢的升降和旋转运动，呈现出鳞翅目昆虫在蛹期内发育的状态。技术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源于漫长的地质时间，这件作品回应了人类为建造技术基础设施而从自然中大规模攫取资源的行为。
郭城《石蛹 No.2》，2025。图片由嘉宾郭城提供。
在明亮空间的角落，作品《Y29B Bug》展示了一个定制的日历装置。该软件驱动一个机械翻屏器，将日历的年份不断向过去翻页，直至达到64位计算机系统的时间上限（约292亿年前）。软件下方压着一个地球玩偶，放置于服务器机箱底座上。“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作品的时间上限（292亿年）远超地球约40亿年的历史和宇宙约138亿年的年龄，郭城指出这种由技术限制的时间体量“相对无效”。作品呈现了人类历法在宇宙尺度前的荒诞性。并通过服务器机箱、地球玩偶等媒材的使用揭示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的投射、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攫取，以及我们对环境资源的商品化使用。
郭城《Y29B Bug》，2025。图片由嘉宾郭城提供。
月亮、导航失灵与昆虫寓言
“郭城：虫”展览现场，北京魔金石空间，2025。图片由嘉宾郭城提供。
当观众穿过“窗洞”进入第二个昏暗空间时， 展览主题转向人类行为与技术基础设施对生态系统的介入和影响。昏暗空间的中心位置，悬挂着装置作品《月亮》。其创作灵感源于科学家的“灯诱”活动：夜晚，科学家们用强光灯吸引昆虫以便进行观察、研究和标本采集。《月亮》装置探讨了一个关于昆虫导航的科学假说：许多夜间飞行的昆虫利用天体光源（特别是月亮）与地面形成的恒定高角度作为导航参照。当遇到地面强光人造光源时，由于光源角度低且距离近，昆虫的导航系统会失灵，导致它们不断地围绕灯光旋转飞行，直至精疲力竭。《月亮》像“灯诱”一样吸引着观者，观众接近作品的过程如同昆虫接近夜晚的发光体，在这一过程中观众的主体性发生着微妙转换。
作为占位者的技术基建
郭城《占位者No.2》，2024。图片由嘉宾郭城提供。
郭城的“占位者”系列作品灵感源于其田野考察中的观察。尽管被包装为“绿色能源”，郭城注意到风力发电机（特别是叶片）会杀死鸟类、产生噪音、改变局部温度与气流，其环境影响不容忽视。墨脱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经由318国道进入墨脱的过程让郭城深刻感受到公路作为基础设施对生态的切割作用——它将原本连续的生态环境分割成碎片化的区域，阻碍了物质交换和生物流动。在作品《占位者No.2》中，郭城使用了垂直轴风力发电机叶片，将其与高压电缆连接。电缆上安装了一个小型LCD屏幕，通过两根细小的探针从高压电缆上巧妙取电。屏幕上循环播放着森林航拍影像。这件作品直观地表达了技术基础设施（如风电场）如同“占位者”（Niche Squatter），侵入了生态系统，抢占或改变了原本属于其他生物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另一件相关作品《占位者No.1》则使用了皮质手动变速杆作为核心元素，象征公路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切割与干预力量，呼应了墨脱公路的观察。
在昏暗空间的角落，一件名为《雾取》的冷凝装置静静运作，其表面不断凝结出水珠。郭城通过这件作品探讨了技术物被废弃后回归自然的另一种可能性：设想这样一个能持续产生凝结水的装置被遗留在缺水环境中，动物前来舔舐取水时与装置表面的反复摩擦，可能会使其特定区域变得越来越光滑，如同庙门口被香客长期抚摸而“包浆”的石狮。
观众在结束对第二个昏暗空间的参观后，必须再次穿过同一个“窗洞”，返回到第一个明亮的展厅空间。这一设计是对1947年飞蛾事件的完整隐喻性回应。那只飞蛾正是因为夜间计算机房窗户未关、室内灯光通明而被吸引飞入，最终撞入继电器导致故障并死亡。观众穿越空间的行为，在象征层面完成了这个故事的循环——在这个由技术、自然和观察者交织缠绕的叙事中，当观众从象征“田野自然”的暗空间穿回象征“技术环境”的亮空间时，究竟谁是观察者，谁又是被观察、被技术环境所困的“虫”？
共生体与“无毛之虫”
演讲的结尾思考回归“虫”的本质及其哲学意涵。郭城引用中国古代典籍《大戴礼记·易本命》中的生物分类法，指出人被归为“裸虫”，与“羽虫”（鸟类）、“鳞虫”（爬行类、鱼类等）同属于自然万物构成的巨大网络。
他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进一步阐释了这种相互依存、共生演化的关系：人类并非全然独立的个体，细胞内的能量工厂“线粒体”，被科学界广泛认为源于远古时期侵入细胞的细菌，经过漫长演化形成了如今不可或缺的共生关系。人体肠道内存在着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微生物菌群，它们与人体健康息息相关，共同演化。
这些科学事实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定义的边界。琳·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提出人类是“与周围微环境有协同作用”的共生总体（holobiont）。我们应放弃绝对的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从更宏观的生态视角来理解自身的位置。
圆桌讨论
自然、身体与技术
圆桌讨论伊始，主持人王佑佑首先进一步解释了本次对话主题“自然代码、身体语法与技术寓言”：当今社会身体、自然和技术之间呈现一种缠绕关系，而非互相平行。在赖立里和郭城两位嘉宾的研究中，自然和基础建设是两大重要元素，那么自然在现在意味着什么？是否有一种新的自然？赖立里指出，如果回到中国古代哲学，“自然”并非对应“nature”，其字面意思是“self-so”，即“自然而然”。古人强调“顺其自然”是因为它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以农村集体时期兴修水利、方便灌溉农田的基础设施水渠为例，其至今都在适应环境改变而服务于当地人当下的生活。也正是这种持续变化的状态，自然当然也会为人类生活带来非正面的影响。自然没有那么“纯粹”“无辜”。这种辩证思考得到了郭城的赞同，他指出自然是一个流动性的状态，而且我们一直身处其中，因此很难窥见全貌。以NASA拍摄的“Blue Marble（蓝色大理石）[1]”为例，我们身处宇宙之中，在讨论生态平衡、生态变化、生态危机时，呈现的是一种局部化状态。但自然有其自然之道，处于不断平衡的规则中，人的行为、基础设施和人造物都包含其中。
人体、感知与试验场：自由还是规训？
王佑佑从郭城展览中的身体元素切入，提问身体如果作为技术的试验场，技术对于身体而言究竟是一种自由，还是一种规训？郭城的展览“虫”（魔金石空间，北京，2025）在空间设计上，以一扇可跨越的窗户与位于展厅正中间的作品《月亮》，引导观众穿梭在暗示室内与户外的不同展厅空间，通过身体感知周期性的变化。赖立里表示郭城作品似乎整体而言也在模拟幼虫的形成，将过程凝固在装置中并且重构了作品的时间性。王佑佑补充道，展厅空间对观众身体的引导，可以追溯到功能分区的现代房屋的出现。人们进入不同的空间环境当中，然后身体会自然而然发生不同反应。比如起居室用于会客，卧室用于休憩，厨房用于做菜。将一个大的空间按照功能分割出若干小空间，是对身体最早的规训之一。
通过去工具化的想象，我们是否可以实现技术与人的共生共存？郭城提到他在荷兰驻留的经历，他和周围环境的微生物菌群逐渐协调的过程。曾经由于蚊虫叮咬、过敏和水土不服身上发出的“红点”，随着他逐渐融入当地环境渐渐消退。郭城指出，人与其他生物的共生关系也可被看作一种从排异、协调到接纳到共生共荣的关系。赖立里从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提出的“身体技术”以及郭城作品中身体与技术边界出发，提出一个人们不断对技术有所追问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认识身体、思考技术是否外在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概念以及技术是否可脱离我们存在。郭城以电影《太空漫游2001》和托马斯·斯韦茨（Thomas Thwaites）的《烤面包机项目》（The Toaster Project）作为论据来回应，他认为人的存在和发展，与技术存在不可分割性。
作为方法论的田野调查
赖立里与郭城探讨了作为人类学家与艺术家视角下田野调查的不同。作为人类学家，赖立里指出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成为一个真正的参与观察者：既保持一个暂时的既定状态，又同时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而作为艺术家，郭城的田野考察更关注于当下体验，在体验结束后浓缩实地经验作为创作素材。赖立里表示艺术家的田野给予她新的思考。艺术家敏锐的感觉，得益于他们对于感知的触觉训练。就像科学史家洛琳·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在《客观性》（Objectivity）中提及，感官功能也是需要训练的。它能捕捉到一些可能我们未重视、稍纵即逝的东西。人类学家与艺术家就像置于地脉两边，人类学更为强调长时段的田野研究，需要人类学家潜入地底；艺术家尽管在田野的停留相对更为短暂，在地表之上也依然可以敏锐捕捉到微妙的纹样。
技术中的权力与博弈
赖立里从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现状出发，强调当下医疗决策的核心在于建立医患之间的合作关系。具备技术权威的医院与医生需要尊重患者自身的表达，患者也需要学会倾听自己的身体，自主传达身体的声音。郭城则表示在其创作中技术本身就是他所讨论的核心内容，技术、人、社会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引人入胜。在此期间，技术中的博弈始终存在，它们互相纠缠、互相影响、协同演变。
人类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合作
人类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合作存在诸多可能性，赖立里和郭城都表示这一次对话可以视为良好合作的契机，对于未来合作充满期待。而以人类学作为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创作，也让艺术创作中的具身体验与普世经验进行联结，增强社会参与性并引起共鸣。
注释：
[1] Blue Marble是一个术语，用来描述星球漂浮在浩瀚太空中的形象。早在1972年，阿波罗17号任务的工作人员就首次捕捉到了地球的标志性卫星图像，并将其称为“Blue Marble”。从那时起，NASA 对这张地球卫星图像进行了多次更新，这些图像可在公共领域获得并可供重复使用。
